目前，数字资产和数字货币的公开讨论及试验在国内几乎成为禁区。于此同时，欧美等发达国家政府通过举办听证会和研讨会等形式，允许数字货币项目在监管沙箱中有序试验。无论在数字货币实践还是理论层面，目前中国已经落后于发达国家。2018年11月，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也公开表示，“数字货币可以是中央银行的，也可以是私营部门的，也可以两方面合作 ”。 对于私营部门参与数字货币的条件，周小川指出，“私营部门可以参与到诸如此类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，但是必须要在政府指导的前提下，具备公共精神，考虑公共性、稳定性和货币传导机制。”有鉴于此，中国可结合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的成果及行业实践，鼓励企业参与数字货币、数字资产的技术积累和应用，逐步构建完整的数字货币生态。
第一，加强研究，密切跟踪Libra。无论是金融监管当局，还是从事支付清算业务的金融组织、互联网商业巨头都应对Libra高度重视，深入研究其治理机制、运营状况、建构的商业逻辑和生态，密切跟踪其演进和发展动态，以及未来可能的创新之举；监管当局需特别重视Libra协会董事会、理事会成员及创始人组成、锚定货币的构成和占比等，及时洞察和分析其可能带来的外部性影响，以及对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和支付清算体系带来的挑战，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。
第二，加快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应用进程。建议我国CBDC采用双层运营体系，即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，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社会公众。这种运营体系有助于提高公众获得性，有利于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源优势和IT基础设施等技术优势，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集中度等。此外，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，不会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构成竞争，减少“金融脱媒”现象的发生。最后，央行数字货币必须有高扩展性、高并发性能，这样可以更好地适应多元化、小额零售高频业务场景，不对存款产生“挤出效应”，避免套利和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。
第三，鼓励互联网等企业、高校科研机构等加入Libra，推动人民币纳入Libra的储备资产。我国几家互联网行业巨头在区块链等技术领域深耕多年，场景应用和业务扩展稳步推进，且互联网企业用户基础较好，有参与Libra的良好基础条件；高校科研机构具有智力优势，应当充分发挥“智库”作用，适时做好分析研判。此外，还可以鼓励我国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等组织成为Libra合作伙伴，积极申请加入Libra协会理事会，参与重大政策或技术性决策的表决，推动人民币进入Libra储备资产。
第四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资产市场，充分发挥数字资本的优势。根据***总书记提出的“大力发展数字经济，建立数字中国、数字世界”的要求，可考虑允许国内顶尖（金融）科技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发行以人民币为基础信用货币的数字货币，发展数字资产市场，充分发挥数字资本的优势，积极探索区别于Libra的世界数字货币，进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。
（六）慎用“运动式”“一刀切”监管，探索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范式
在数字经济时代，如何在把控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不突破法律底线的前提下，促进区块链技术等在新金融领域的应用，适度鼓励合理创新，需要我国金融监管机构调整监管思路，创新监管手段，探索新的、更具包容性的监管范式。
“运动式”“一刀切”的金融监管方式与治理手段，不仅不利于金融稳定和化解金融风险，而且会直接造成金融创新停滞，将那些有价值的、合理的金融创新扼杀在摇篮中。对待Libra等新生事物，需要制度制定者、立法者和执法者重点考虑平衡创新和合法合规之间的关系，使监管的包容性和有效性在实践中实现灵活、动态平衡。包容适度创新的制度理念，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和更加科技化的制度执行，是金融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性基础和保障。
从法律视角分析，我国应当加快推动数字货币发行与交易的法律体系建设，明确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、监管主体、监管制度和责任承担，在全面衡量风险的基础上，提高其立法层级，施行持续、精准监管。从货币金融审慎管理的视角分析，针对Libra可能对我国货币政策实施、本外币跨境资金管理及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压力，人民银行、外汇管理局等金融监管机构应未雨绸缪，提出具有审慎性、前瞻性的预防和应对措施，防范热钱大进大出。同时，可考虑试点推行针对数字货币的“监管沙箱”（Regulatory Sandbox）机制，明确数字货币从业机构（主体）的入箱标准和业务范围，厘定沙箱监管机构的权限和职责边界，加强监管的协同性与有效性，同时合理借鉴其他国家（地区）监管沙箱的实践管理经验，最终在数字货币监管领域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的，包容审慎的监管范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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